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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ritten by Dawna Fung. Edited by Tina Tang. KV created by Chelsea Yeung.
多少人有下一代？
茹國烈總是充滿好奇，甚麼都想拿起來研究一番。訪問當日，我還未開始提問，他已經「捷足先登」—— 你們公司有多少人？實習同學讀甚麼科？你會用AI把錄音轉成書面文字嗎？AI是不是香港研發？
在文化界，無人不識茹國烈。他做過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，也是西九第一任表演藝術行政總監，6年前卻決定不再全職工作。
自由身的茹國烈，至少己舉行過數以百計的演講。他喜歡有點互動元素——其中一個他經常問的題目是：「在座有多少已經決定了自己是最後一代的，請舉手。」以他觀察，總有約四成聽眾不打算生育。
然而，茹國烈說，他讀天主教學校，神父都不結婚生育，卻終身投入教育：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反思。地球人口實際上的確過多了，我自己也不要求下一代要生孩子，但我想藉這個提問，請大家思考多點。」
「不生孩子，是否等同對未來沒有責任？」
可持續發展？200個人有200種理解
6年前，茹國烈離開全職工作崗位，去了一個很長的歐洲旅行，觀察城市面貌與人們的生活方式。在他的著作《城市如何文化》中就提到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：「單車的數量早已經超過人口，比汽車更多達五倍。」
不同城市有自己的文化，便也有不同可持續發展的方法——香港沒有足夠的單車徑與停泊配套，如果把哥本哈根那套搬過來，未必做得好。那麼，香港該如何發展呢？
為了尋找出路，茹國烈邀請不同界別的朋友飲咖啡圍桌討論，從商業、文化、保育到社福界都有，也幾乎走遍全港九新界。每次當杯裡只剩下渣子時，他又再請教：「如果我想研究可持續發展，我該找誰？」
在這些對話中，茹國烈發現大家對「可持續發展」的理解也不盡相同，就像瞎子摸象。
「大家摸著不同部位，或者說那隻象是怎樣的，很粗的、很幼的、軟的、硬的、圓的、尖的⋯⋯ 大家都在媒體或者自己的生活裏面，對可持續發展有自己的解讀。」
聚集眾人 發起香港文化與可持續發展會議
茹國烈於是想到：「我覺得大家其實需要有一個平台，把不同的東西聚在一起，多一些這方面的討論。」
他找來香港演藝學院、舍區、香港中文大學、低碳想創坊、藝術在醫院、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共6個機構合作，發起香港文化與可持續發展會議。他們邀請了不同界別的靈魂人物——包括香港鄉郊基金林超英、無止橋慈善基金黃錦星、低碳想創坊行政總監梁詠珊、藝術在醫院總監鄭嬋琦、ClimateXArt創辦人何瑋姍等，一同探討文化與可持續的未來。
生態人也浪漫 邊行山邊開會
以茹國烈觀察，關心文化的人與關心生態的人在思維上其實很類似：「他們都相信 everything is connected，意思就是說，一棵草和我都有關係，其他人和我都有關係，世界是很多東西互相連接在一起的。而且他們都有很強的共感能力或empathy，就是感覺到別人的感覺，生態人都是這樣，會關心蜻蜓。他們其實是很浪漫的，擺了很多情感在大自然裡面。」
其中一件令茹國烈深刻的事，就是他約綠色地球的同事見面，對方反問：「你行不行山？這個禮拜我準備去行山，不如邊行山邊開會？」茹國烈笑言，自己聽到後真的開始滴汗了，原來山界是在山上開會的。
他覺得自己在藝術行政上打滾那麼久，是時候要拓闊自己，而且嘗試走進山林裡，用腳步實踐理念：「我也要認識一些不同文化，讓自己的生活再闊一點。如果文化只是唱歌跳舞，都是死路一條。我要去到這麼闊才可以。」
行山的人不是純粹做運動那麼簡單。如果做運動，做gym就可以了。做gym和行山有甚麼分別呢? 就是那種美。行到那座山，嘩！那樣美！
大汗淋漓地打邊爐！
茹國烈提到，他兩星期前體驗了馬來西亞的邦咯海島節（Pangkor Island Festival）：「除了睡覺的房間外，那個小島基本是沒有冷氣！ 你吃完早餐，衣服已經濕透了。然後你再上車，被風吹一吹就乾，但之後下車又再濕透。」
他笑說，一天有十三、四個小時都在室外，就不斷乾濕、乾濕交替六七次，甚至連打邊爐都沒有冷氣。一開始也有不習慣，但他慢慢地意識到：「其實流汗是正常的。你知道全球暖化，熱就會流汗。很多外國人來到香港，覺得香港的冷氣是太極端的。」
「所以我就想，其實有沒有一些alternative的生活？自己可不可以習慣得到？」
對於之後的打算，他說自己應該不會全職工作了，但會不斷研究、探索、嘗試，下年將會出版他的第三本書《文化永續城市》，並計劃之後每年也舉辦香港文化與可持續發展會議。
他到底想做甚麼？
「第一，我想令業界有行動， 第二，在社會層面令到「文化與可持續發展」更加visible。」
「可持續發展」需要文化推一把
地球需要大家一起努力，這個道理人人也知道，但到了實踐的層面，持之以恆並不容易。
茹國烈坦言：「你每年有多少隻候鳥，數完一年，再數第二年，你再告訴別人⋯⋯ 說實話，這樣不容易拿到大眾關注。」
他認為，文化正好可以補足這方面：「環保是很需要科學、很需要證據，但這些我覺得在過去十幾二十年已做了很多。我們需要是有些軟性的、令到大家見到的、新的手段。文化最強的地方，就是令一件事很visible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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